少年丨顾晓阳：革命年代的记忆碎片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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少年丨顾晓阳：革命年代的记忆碎片

顾晓阳新三届 2019-06-17

作者简介

本文作者

顾晓阳，作家、导演。1982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中文系，1987年赴日本留学，1990年移居美国。作品有《洛杉矶蜂鸟》等，冯小刚电影《不见不散》编剧，电视剧《花开也有声》导演。

原题

童年碎片

作者：顾晓阳

我十一岁学会做饭。

那几年，我爸爸被关押监禁（他们单位叫“黑帮队”）过好几次，有一回放出来后，馋了，就说：“阳啊，你去买些海参回来吃。”

我骑车去了东单菜市场。那是东城区最大的菜市场，很有名，水产池子有好几个。我在里面转了一圈又一圈，把各种水产品看了一遍又一遍，空着手回到家。

我对爸爸说：“东单菜市场没有海身，只有海参（can）。”

大羊毛胡同有一个清真小饭铺，我在那儿熟谙了烙饼的全过程。铺子小、客人多，什么时候去都要排大队。我一边排队，一边看大师傅烙饼。每张大饼烙熟了起锅时，大师傅要用一把刷子蘸上油，在饼上刷一层明油。这是最后一道工序。我照葫芦画瓢，全学会了。

有一天我在家烙饼，我爸爸在旁边看。烙完，我也找了把小刷子往饼上刷油。我爸问：“刷油干什么？”我说：“饭馆里都这么刷。”我爸笑了，说：“他们那是做生意，刷上明油好看。咱们是自己吃。”

噢——原来还有这样的区别。

炒饼也是跟这个小饭铺学的，方法是：大火热油炒肉丝和白菜，放盐，炒到六七成熟，把切好的饼丝放进锅里，铺在上面不搅动。然后改小火，盖上锅盖，慢慢焖。大蒜切碎泡在水里，等时候差不多了，揭开锅盖把大蒜汁和酱油浇上去，用大火，不停地翻炒一通，立刻香气扑鼻。

这可能是最简单的一种炒饼方法，我现在仍然这样做。

在大羊毛饭铺还发生这样一件事：一天早起我去买油饼，照例排大队。排在我后面的，是好朋友小弟的父亲黎玉；排在他后面的，是好朋友小建的父亲孙景鲁。我认识他们，他们不认识我，彼此也不认识。

黎玉是二十年代的老党员，抗战时期山东根据地的创建者和主要领导人，与罗荣桓陈毅齐名，解放前夕被整降级，后来是八机部副部长，此时被打倒了，比平民老百姓还不如。孙景鲁是三十年代初的老党员，北大学生，解放初期当过农机化学院党委书记，后来也被整降级，此时日子也不好过，不如平民老百姓。

因为排队时间长，大家都很焦躁。轮到我时，这锅油饼只剩下一个。黎伯伯对炸油饼的说：“我要这个。”孙伯伯在后边听到了，大声说：“该人家小孩儿了嘛，应该让人家先买。”炸油饼的看向我。我买，好像对不住黎伯伯；不买，又辜负了孙伯伯的好意；实在难堪。最后当然还是买了，买完撒丫子就跑。

我始终没学会发面，也不会包饺子，但擀面条会。和的面要硬，擀得要薄，用玉米面当簿面，尽量切细。我爸爸是河北人，爱吃面食，大蒜捣成泥，泡上水，多多放盐，就能当浇头，香喷喷吃下一碗面条。

那年冬季的一天，爸爸生病了。早晨我妈妈上班的时候他还不厉害，后来就发起烧来，躺在床上不能动。

我不懂事，该玩儿还是玩儿。

傍晚，我淘了大米，把锅座在卧室的煤球炉上，焖米饭。心野在家呆不住，又出去了，结果一玩儿，把时间给忘了。等我回来的时候，一进院子，只见窗缝门缝四处冒烟，像着了火一样。

我妈刚到家，正把我爸爸搀着，推开门往外走。门一开，浓烟滚滚。爸爸穿着短大衣，戴一顶解放帽，脸色焦黄，用浑浊无光的眼睛望了望我。他的眼神里绝没有责备，但我像被狠狠抽了一鞭子，一辈子不能忘。

他们去了医院，爸爸得的是肺炎。

那锅米饭已经从炉子上移开了，揭开盖儿一看，烧得焦糊。

爸爸爱看书，昼夜不去手。一生珍爱的东西唯书而已，没有任何其他爱好。他从不打骂孩子，但在我姐姐四五岁时，撕了他一页书，他打了她屁股一巴掌。这是唯一的记录。

我们家书很多。文=革初“破四*旧”时，烧了一批，让我运到贡院的废品站卖了一批，留下来的仍有很多。

父母烧书尽量避着我们。有一回让我撞上了，还挺积极，帮着搬运。有个书柜他们已经清理过了，我又打开翻，翻出一套线装《石头记》，问我爸：“这是什么书？”我爸说：“就是《红楼梦》，不能要。”烧了。我忽然感觉可惜，再翻出一套《水浒》，就不吱声了，偷偷藏了起来。

前清时期的贡院，在今中国社会科学院附近

我去卖书的时候，废品站的中年男人还问我：“你爸是黑帮吗？”吓得我不敢吱声。他也没再说什么。到现在我也不知道，是废品站规定要询问顾客的出身，还是他故意吓唬我。

反正以父母的身份（我妈是“反#党#集团”的），他们自己是不能去卖这些“封资修”书籍的，所以才让我去。

我有很多小人书，也不敢留着，都卖了。我和一个小朋友提了四个大塑料网兜的小人书，本来也是要去废品站，走到北京站大街东南角，迎面来了两个中学生，问我：“要去卖吗？”我说是。“那卖我吧，五毛，怎么样？”“全要吗？”“全要。”我们跟着他俩到了麻线胡同（或者喜鹊胡同），路南一个四合院，安静无人，很整洁，看不出家里是干什么的。没让进屋，都倒在院里的石台基上了。看得出他俩比较激动，占着大便宜了。

“破*四旧”像一场飓风，破坏力极大，但来得猛，去得也快，过个一年半载，社会又松了一点儿。朋友间开始传阅焚后幸存的书籍。这回我得管别人借小人书看了。有一次我正看连环画《红楼梦》，父亲走过来，问我看的什么？我答了。他说：“你看这个还早。”

国华比我大三岁。一天我去他家，他正躺在床上看一本大书，见我来了，慌忙把书塞进枕头下，脸也红了。趁他起来到外屋，我掀起枕头一看，是繁体字《红楼梦》。

那是一个男女老少都把《红楼梦》当黄书禁书的时代。

麦收时节，国华自发组织起十几个同学，到东坝农场二分场参加义务劳动。我最小。

（图片来自网络，与本文无关）

割麦子我还不行，没那么大劲儿，试了几下，手和脚踝都被镰刀划了。所以他们割，我在后面拣麦穗。骄阳似火，戴着草帽，晒得昏头转向。因为是自愿来的，不叫苦。

我们在分场食堂吃饭，能吃饱。但可能是从未从事过这么长时间劳动，消耗太大，一过晚上八点就饿得腿打颤。有一晚我和小滨饿得在厨房窗外转悠，里边有个老头值班，看见了，给我们俩一人一个馒头一根黄瓜。吃得那叫香啊！世界上没有任何山珍海味比得上馒头就生黄瓜。“海参”除外。

分场有个游泳池，我们去游了一次。50×20米的标准池。当时我只会蛙泳，想看看自己能游多长，横着来回游，请朋友帮忙计数。还没感到多累时，耳边传来朋友的呼喊：“晓阳，一千米啦！”

激动得在水里撒欢儿，从不敢想自己能游这么远！以前多数时间是在工体的“三角池”里瞎扑腾的，连“深水证”都不敢考。望着那些泳裤上缝着深水证的孩子傲然走进“高级”的室内泳池，羡慕得流哈喇子。如今我也能成为其中一员了。

此后胆子贼大，常远途跋涉到车道沟运河和立水桥死水塘里去游野泳。

劳动结束那天，我们步行回家。打起歪歪斜斜的背包，左挎军用水壶，右挎书包，大太阳底下，三十多里路，无比漫长。他们人高步子大，走得比我快，我怕迷路，紧紧盯着变成几个黑点儿的他们，一步不敢停。终于来到我熟悉的地面，人也散架了。走过大羊毛饭铺，鼻子一酸：祖国啊，我回来了！

这是我第一次离开家人“独立生活”。

几十年后的一天，陈又林说要请我吃饭。那敢情好。他说：“为什么请你吃饭呢？因为我要向你道歉。”“这话怎么讲？”又林说：“咱们那次去东坝，你可能忘了，我买了本书，也不知道怎么想的，在书上写了几个字‘打倒顾××’，打倒你爸。你看见以后，显得非常难过的样子……”“是吗？”“唉，我当时十四岁，什么都不懂，可能是老在街上看见打倒你爸的标语大字报吧？你当时那个处境……真是不应该啊！”

我完全不记得这回事，甚至不记得他也去了，除了国华小滨，怎么也想不起别人还有谁。在我有关东坝的记忆里，没有任何阴暗的部分。

又林召集了二十几个老邻居，在中山公园来今雨轩大摆筵席。他向我敬酒，我们都不用再说什么了，开怀畅饮。他心里一直搁着这件事，过了几十年还向我道歉，真不容易，并不是谁都能做到的。这就叫有良心。我跟您说：这世上，有良心的人比较少，有点儿太少了。

北京开挖地铁，工地离我们家只有几十米远。明挖地下深达10米不止，用气锤把巨大的钢板桩打下去，防止塌方。我们可倒了霉了，气锤昼夜不停，“呲——当！”声音震破天，震得家家户户窗玻璃哗啦啦响。

在这种能把人逼疯的噪音中，我父亲经常长久地站在窗前，凝望窗外，一动不动。要说他是嫌气锤声吵，却没有一点儿焦躁的反应；更大的可能是陷入了沉思，根本听不见外界的声音。社会运动的风暴把他卷入到旋涡中，比物理世界的干扰厉害一百倍。

父亲爱思考。他有一个本领：不管周围环境什么样，只要一看书，或者一沉思，立刻就进去了，丝毫不受影响。我更小的时候、在“太平年月”，常带一帮小朋友把家里搅得天翻地覆，他在隔壁房间该干嘛干嘛，有时能几个小时呆坐沉思，如老僧入定。在同侪中，他是属于看问题很深刻的一个人。这本事可能是在战争年代练出来的，在窑洞里、窑洞外、“反扫荡”的山沟里、骑在马上……只要有空，他都能瞬间进入深思，而目无所见，耳无所闻。身上总带着一支笔一个笔记本，思考有所得，马上记到本子上。也因此，他寡言谈、喜独处、不爱交际、连人情世故也不讲，想法常和别人不一样。不少他的同事觉得他怪，这些都算是古怪的表现。

可惜，他所有的笔记，都在“破#四#旧”时烧光了。烧笔记的灰烬，甚至不敢扔到外面的垃圾堆里，是深夜从我家的马桶冲进下水道的。恐怖竟会达到这种程度，对没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，根本无法想象。而这是当时极普通的事情。

这时，工地却成了孩子们的乐园，好玩的东西太多，但凡有空，全往那儿跑。

有一天，我和一群大孩子国华、小明等去了工地。不知是谁提议：分拨儿砍石头玩儿。所有大孩子一拨儿，共七八个人；我一个人一拨儿。当然是起哄开玩笑，可石头子是真的。工地上“掩体”多，“子弹”也多，石子雨点般飞来。我奋起反击，有越战越勇之慨，忽然脑袋顶“邦当”一响，被击中了。不觉得疼，反而心里升起一股怒气，抄起大石子狠命还击。球子一直在高高的天车（起重机）上观战，突然喊：“晓阳流血啦！”我伸手摸了一把，一见血，立刻两腿瘫软，跌坐在地，哭起来。

大孩子们吓慌了，七手八脚把我抬回了家。

这是我第一次开瓢儿。

徐悲鸿故居的深宅大院正坐落在地铁线路上，大部分被拆除了。工地的南边剩下一座三开间的高大瓦房，被一道围墙围了起来。那是个空房子，有传言在胡同里迅速传播：那里面放着书。我一听就激动了，在天将黑未黑之际，悄悄来到围墙外，观察一下周遭环境后，翻墙而入。屋子里空空荡荡的，地下有一些缺损的杂志和纸片——慢了一步，书已经被人偷光了。失落之情延续了好多天。

我把私藏的《水浒传》拿出来，一看就入了迷。又想方设法借到《三国演义》，开篇就是：“话说天下大势，分久必合，合久必分”，真是如饮醇酿，醉煞人也。但是《三国》的文字深，好多看不明白，硬着头皮愣看，看着看着就明白了。

胡同里的孩子们在成长，话题越拓越宽，越宽越有意思。

有一回谈到了手淫，七嘴八舌都说手淫不好。有人引经据典，说以前《中国青年》杂志上登过一篇文章，题目叫“用毛泽东思想武装头脑，戒除手淫恶习”。我听了个稀里糊涂，便问：“什么是手淫啊？”一个大孩子说：“就是用手，弄你的那个。明白了吗？”意思倒是明白了，但年纪还小，意义仍不明白。不过从此留下一个概念：手淫是恶习。

十年后，我上了大学。有一次日本留学生石田跟我聊天，说他上中学时，如果萎靡不振、无精打采、或躁动不安，男老师就会走过来说：怎么啦？没手淫吧？去！找地方手淫去！我很吃惊，认为他在编故事：“手淫对身体不好啊！”“有什么不好？”“注意力涣散，损害记忆力，影响发育，有害健康，容易造成阳痿，等等等等。”“你看我记忆力不好吗？不健康吗？”我仍不相信，与他去找别的日本留学生对证。他们一起嘲笑我的无知和荒谬。

那确实是我头一次听说手淫无害。但因为童年植入的观念根深蒂固，听了也不能接受。

现在我们已经知道了：对性的控制，是对人的控制的一个重要手段。

任何事，都要从娃娃抓起。

我爸爸被“打倒”后，胡同里的孩子倒没有直接欺负或挑衅我的。有两三个人旁敲侧击起过哄，比如，故意问我：“你什么出身？”然后就嬉皮笑脸地说几句影射的话。有一位同班同学，有点缺心眼儿，对我没表现出什么，有一次在两个院子的过道处遇到我姐姐，居然对她喊了一句“打倒顾××！”我姐姐一个耳光就把他抽跑了。姐姐当时15岁。

有一个明显的事实：对我幸灾乐祸起哄架秧子的，全是我父亲他们单位的普通干部职员的孩子；帮助我保护我的，都是市民工人和一般工农干部家庭的子弟。

（同病相怜的就不用说了。知识分子家庭在我们胡同里则几乎没有。）

这个事实说明了什么？讲不好，但挺有意思。

我家就在我父亲单位的旁边。单位里架起了高音喇叭，成天喊口号、大批判，我们能听得清清楚楚。

一天，我听到高音喇叭里广播召开批斗我父亲等人大会的预告通知。

机关里有个大操场，操场东头是个台子，开大会和放电影都在这里。北面是五层高的红砖办公楼，解放后盖的。南面好像有个花坛和平房，澡堂、锅炉房、理发室等在平房里。南边偏西有座老的二层洋楼，叫“旧楼”，以前部长们的办公室都在这个楼里。楼顶是个平台，可以俯瞰大操场。

到了开会这天，我一个人悄悄爬上了老洋楼的平台。平台四周有砖砌的围墙，我的身高正好可以趴在墙头，伸出脑袋。

操场上坐满了人。人人手里拿着用绿纸或黄纸做的小旗子，上面写着口号。台子上挂满大标语，右侧摆一张桌子，桌上一支麦克风。

（图片来自网络，与本文无关）

突然，有人对着麦克风喊起了口号，下面海潮般的呼声在应和。一串被批斗的“黑帮”从左侧被押上了台子，每个黑帮都被两名造反派押着，一人扭住一条胳膊，脖子上都挂着大牌子。其中有我爸。

这是在他关押期间的事，因此我已好久没有看到父亲了。因为离得远，我只能看到他瘦弱的身体，看不清面部表情。他胸前大牌子上写的是“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”，名字上画了大红叉子。

“黑帮”们在台前站成一溜儿。站定，撅胳膊的造反派就把黑帮的脑袋往下按，把胳膊往上抬，使他们头朝地面，身体弯成虾米状。

我父亲不干了，刚按下去，他就抬起头，再按，又抬起来。双方较劲用力，脚下就不稳，步子杂踏交错，三个人扭成一团……口号声顿起：打倒顾××！敌人不投降就叫他灭亡！砸烂顾××的狗头！操场上涌起一片黄绿旗子的波浪，愤怒的呼叫响彻天空。

其实，在这些黑帮中，我爸爸的“罪行”算最轻的，既不是“叛徒”“特务”，历史上也从未“犯过错误”。但运动初起时，他反对这种搞法，多次在会上公开说：“每次运动都是这一批斗那一批，这次可不能再是这一批斗那一批。”“这样搞法是否合乎群众运动搞法？是不是运动群众？是给群众非常坏的教育，教育青年当打手……运动都不动脑子，这不是好办法，不会有好结果。”“围攻谁，谁围攻，我都反对，非常不好，我非常不同意，我坚决制止。”（引自揭发批判材料）。被打倒后，他对立情绪最大、“态度”最不好、顶得最硬、最顽固，所以斗他最狠。据他们单位的林叔叔统计：四年当中，批斗我父亲的大会小会一共数百次。

多年后我姐姐说：那天我回到家就哭了。

这件事我同样不记得。我的记忆在“旧楼”平台上就断了片儿。

不管大字报上写什么、批斗会的声讨多么义正辞严，我从不认为父亲有什么不好，一丝丝的怀疑都没有过。我们全家人都一样。

相反，正是因为有父亲做榜样，我才能在那个人类历史上罕见的疯狂时代，挺起胸抬着头，度过凶险的童年岁月。

顾晓阳阅览室